我承认我是一个很容易被天气所左右情绪的人。昨天从南宁回来，三个小时从阳光灿烂到满天阴霾——心情的落差可想而知。
　　今天早上，开在二环路上，忽然想起来大概三年前，1月份的时候，我也曾以150km/h的奔驰在这条路上，目的很简单——见姥爷最后一面。想到这里，不知不觉眼眶就润湿了。
　　
　　在以往，大家盘道闲聊的时候，我都会说，我姥爷是国民党，飞行员——因为在他那个年代，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当上飞行员的，同时，国民党——这个离开我们生活太久的党派，在别人看来也是充满神秘感的。总之，每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总是带着一点点的骄傲、一点点的自豪和一点点显配心情的。
　　然而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事实和我说的，有一些出入的。
　　
　　我姥爷似乎从没加入过国民党，并不是不能，而是那个时候，他拖家带口，出于对大环境的忧虑，总是不乐意随便站队。但是，人总是要生活得，姥爷出生在重庆周边一个贫农家族，家里兄弟姐妹众多。在那个天下大乱内忧外患，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，一个农村家庭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，是不可能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或者读私塾的。于是乎，在姥爷十几岁的时候，他便从小山村里走出来，一个人到县城讨生活。
　　姥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我想，这种性格应该是从小就养成的。试想一下，一个农村来的土孩子，初到大城市，不亚于刘姥姥进大观园——唯一不同的是，荣府的人虽然看不起刘姥姥，但是嘴上起码还是尊重的；然而姥爷面对的，想来大多是城市人的白眼和嘲笑。凭借姥爷的性格，即便嘴上不说，心里也是不甘心被他们所看不起的。但是，一个世代务农家庭出来的孩子，连书本可能都很少见到，更甭提有什么一技之长了。于是，姥爷四处碰壁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他进入了国民党开办的飞机修理学校——当时中国军队尚未进入半机械化的时代，更甭提有什么飞机大炮了，八路军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从小日本手里缴获过来的，坏了连修都不知道怎么修，国民党虽然有美国人的支援，但是出于各种原因，美国的几名修理技师很难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需求，于是便有了这所飞机修理学校。现在看来，这所学校的地位不亚于我们现在的长沙国防科技大，应该是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进去的。姥爷从没跟我们讲过他如何进入这所学校，也从没讲过学校又如何严格的入学考试——总之，他的少言寡语和一股子韧劲，应该是打动了当时录取的教官，当然，还有的就是姥爷的确在修理方面有着很大的天赋，这从后来家里好多电器都是他修好的就可以看出来。
　　经过了2年的学习，姥爷被分配到了北京的机场，做地勤和修理工作。就在这里，他结识了我姥姥。关于他们两人的爱情经历，我姥爷很少提起，倒是问到姥姥的时候，她经常说：当时你姥爷是一个很少说话的人，我就是看上了他老实才跟他在一起。姥姥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女人，打小就和她的同学逃学去玉渊潭游泳——这在当时看来是很前卫或者按当时的话说伤风败俗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姥姥并不在乎，她活得很随性。
　　好景并不长，后来，随着日本人的大举压进，姥爷被迫随部队撤离了北京，再一次回到了重庆。姥姥也成为了随军家属，告别了生活了20多年的北京，来到了遥远的四川盆地。在那里，姥爷的工作越来越忙，因为需要修理的飞机也越来越多——他从没跟我们讲过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，不过想来应该是非常惨烈的。
　　我所知道的姥爷的事迹，在这里出现了断层。
　　时间一下飞到了1949年，国民党在国内战争中节节败退，最终蒋介石大旗一挥，率领着残余的部队和3/4当时中国的财富跑到了宝岛台湾。姥爷所在的后勤部队，也从天津登船开始向台湾撤离（至于怎么后来又回到了天津，不要问我，我也不清楚，也没人跟我讲过）。姥姥在登船的时候，第一个孩子（也就是我的大姨）即将临产，于是老人家便有了这辈子最新奇的体验——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大海却从来没有看到大海什么样子（因为临产的时候怕受海风吹，被众人护着包裹得极其严实），直到2007年的夏天，她才又一次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大海的样子，只是岁月的腐蚀已经不能让她实现年轻时最大的愿望，在大海中畅游。
　　从吉隆等岸，姥爷的部队被调到台南的桃园，并在那里建立了桃园机场。当年的台湾，根本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——脏乱差不说，民风也尚未开化，语言也不通（当地官方语言是闽南话）。姥姥刚刚诞下大姨，刚刚做母亲的，自然想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，并且，姥姥的母亲在北京，周围的兄弟姐妹也一个个都跟白眼狼一样不乐意赡养老人。在这种环境中，人的情绪是很容易不坚定的。姥姥经常跟姥爷诉苦，表达出了想回大陆的愿望。姥爷考虑了一个晚上，作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——携妻女一起返回大陆——虽然这个决定给他一生都打下了痛苦的烙印，但是在他看来却是极其正确的，为了妻女能有一个好的环境、为了能让妻子与丈母娘重逢，我受点苦又算什么呢？
　　
　　姥爷回来之后，和姥姥回到了北京安定下来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不久便被人当作特务重点照顾起来，流放到了远方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如果姥爷过了几十年再回来，肯定会被当作台湾侨胞被照顾得很好——至少后来他那些从台湾回来的同学已经在台湾有了大house和司机，并且回到大陆受到了相当的礼遇；又或者姥爷当时根本就不曾去台湾，留在国内，肯定也会被共产党当过稀有的技师加以厚待，毕竟，那会儿能修飞机、修过飞机的人还是不多的。
　　我想，不论是去台湾，还是回台湾，姥爷的考虑都是正确的——跟着熟悉的部队走，肯定比留在这里当俘虏强；回到大陆，也是因为有家人的牵挂。
　　姥姥经常跟我说，她守35年的活寡——丈夫还在，却无法相见过正常的生活。而我相信，每一个政府面对从敌对面过来的人，都会把他们往最坏处想，而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，就更是如此了——姥爷所受的待遇，想来并不会比24小时里面Jack被俘虏后受的“招待”好多少。但是，姥爷的性格再次让他选择了沉默，多说无益，只要家里人能够团聚，比什么都强。
　　时间再次出现断层，文革十年，是怎么过来的，没有人告诉我，可能家里人希望把那段痛苦的回忆彻底尘封吧。
　　八几年的时候，姥爷台湾的同学回来了，才算是彻底给姥爷平反，姥爷也终于能从监视中解脱出来，过上了正常的日子。
　　随着改革的开放和子女的成家立业，姥爷的日子过得好了起来，但是他一样沉默寡言，唯一感叹的就是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，他有了自己的小花园，精心照料花草，养上了鹩哥，练练字作作画，过上了舒坦的晚年生活——毕竟他的青年时期是在动荡中度过，中年时期是在监视中度过，只有晚年生活可以称得上是幸福的。
　　姥爷是热爱生活的人，然而生活却比一定热爱他。
　　在2004年底，姥爷被查出食道癌晚期，短短三个月，姥爷便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。记得在那段时间里，姥爷第一次表现出了恐惧，他总是希望子孙在身边，他每天总是要在花园里溜达好几圈才肯罢休——毕竟，他太热爱生活，他太想有一个幸福安定的生活了，她还不想走，他还不想离开这片他为之拼搏的热土。
　　记得最后一次姥爷神志清醒的时候，和他谈话，聊了聊工作，聊了聊近况，我特别想抓住最后时间了解姥爷的生平和他的为人——小的时候我总是不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间，不喜欢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，然而，等到我想要真正了解他的时候，留给我和他的时间却显得如此的稍纵即逝。聊天快结束的时候，我想让姥爷多休息休息，他却再一次望着窗外，似乎是在对我说，又似乎在喃喃自语：我这辈子，一辈子抗日，为什么却落到了这种下场。
　　
　　1982年深秋，姥爷12点15赶到北京妇产医院，12点30分的时候，我呱呱落地，姥爷迎接了我的到来；2005年年初，我从紫竹桥已150km/h的速度飞奔到顺义，1点进门，姥爷1点17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，我送了姥爷最后一程。
　　
　　历史上有无数的人，不伦他们属于哪个党派，怀有如何的信仰，也不在乎他们是否是前线抗敌的战士还是后勤运输的人员，只要他们曾经为了理想奋斗、曾经为了他们的家庭奋斗、曾经为了自己的祖国奋斗，他们都是英雄。
　　他们的生命，是无法用长度去丈量的；他们的灵魂，也是无法用天平来称重的。
　　
　　每一个牺牲，都是永垂不朽的。历史可能会被人遗忘，但是永远不会被埋没。
　　这篇文章虽然和《集结号》没有多大关系，但是《集结号》快要吹响的时候，却再一次在这个初冬勾起了我对姥爷的思念。
　　陈安邦，无党派人士，曾经的国民党飞机修理技师，我的姥爷，是个好人。